[公元1898年－1986年，植物学家] - 武进景点 武进特产 武进地名网 [手机版] -
秦仁昌于1898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1925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秦仁昌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了师长们的器重。由于家境贫困，在大学毕业前两年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兼任助教，半工半读直到毕业，1927年任讲师，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开始传入中国。在教学过程中，秦仁昌发现对中国的蕨类植物研究都是外国的学者、专家，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文章有200多篇，全是用英、法、日、俄等国文字或拉丁文发表，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我国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在此期间秦仁昌对华东、华北和华中的蕨类植物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向陈焕镛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植物学的一些观点，得到了陈焕镛教授的支持。1926年秦仁昌随同陈焕镛教授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有机会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得到了更深的启发，因此更坚定了秦仁昌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便立志研究。为了掌握、研究各国的文献材料，秦仁昌努力学习外语，经过奋发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能阅读德文和俄文，秦仁昌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同外国专家、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一点一滴地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采集标本。
1927年秦仁昌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秦仁昌搜集资料一丝不苟，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一些国家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保存在国外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秦仁昌决定到欧洲进修考察。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于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得到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导，开始考察、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同时，秦仁昌还经常与美国、英国、瑞士的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从而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1930年秋，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为了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又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1932年秦仁昌回国，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1934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引种栽培国内外数千种植物，同时完成30万字左右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之后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九江一带被日寇进逼，形势危急，秦仁昌教授把一些有关蕨类植物研究方面的图书和标本寄存在庐山美国小学里，转辗-到昆明。他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艰难困苦，广泛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展开对植物的研究，走遍了整个云南，他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这一划分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从而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1945年，秦仁昌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职务。1949年后，秦仁昌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
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领考察队，深入到云南西部的中缅边界，踏遍了中缅边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坝建立林场，并开始投入了橡胶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1953年，秦仁昌又到云南东南部的中越边界，参加营造巴西橡胶林的勘察设计工作，选定了橡胶宜林地，在云南诞生了新中国的橡胶林。1954年，秦仁昌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1955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教授对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开始了新的部署，以蕨类植物形态分类为基础，深入调查我国的蕨类植物资源，并开展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及引种栽培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而提高科学研究水平。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于当年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杜鹃花科属部分，得到了中外植物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他还翻译了国外植物学最新成就的文献资料和一部近77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为我国植物学工作提供了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1978年，80高龄的秦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这一重要论文，他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用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己过去的分类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对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系统发育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大词典》（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相继又组织翻译《韦氏大词典》（植物学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志的工作。在“文革期间”，虽然环境、条件极其艰苦，面对重重困难，秦仁昌教授也从未停止过对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
秦仁昌教授早在20年代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选聘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及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曾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20世纪世界上对蕨类植物系统学有卓越贡献的权威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蕨类学之父。1989年秦仁昌教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秦仁昌教授从事我国植物学研究60多年，对数千种蕨类植物，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著有许多关于中国蕨类植物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在林业学、植物学、蕨类分类植物学方面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对蕨类植物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对中国蕨类植物提出了更客观的分类观点，从而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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