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

　　程刚，又名程济华，1910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蔡家湾一个小商贩的家庭。少年家贫，只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徒工。17岁时，程刚在行业工会的号召下参加了工会活动，在工人夜校中学习文化，阅读进步书刊，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无产者工农大众受剥削压迫的根源，认清了旧社会的黑暗，以少年觉醒的心，向往进步，寻求真理，立志要为解除劳苦大众的痛苦，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选择了走革命的路。他对夜校同学李志刚说：“一个热血青年就应为国为民，造福社会。”
　　1927年3月31日这天，为声讨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的暴行，中共重庆地委在通远门打枪坝召开各界民众万人大会。蓄谋已久的军阀刘湘遵从蒋介石的密令，向会场主席台和密集的人群开枪，1100名学生工人市民倒在血泊中。这时，程刚从汽车修理工转为驾驶，出车在外未亲眼目睹敌人的暴行。但血腥-革命民众的暴行，使他更加认清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本质，坚定走革命的路。
　　为寻求革命真理，程刚于1928年3月到达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在-中，秘密拜访进步学者，了解在周恩来和赵世炎领导下上海三次工人武装大起义的悲壮事迹。回到重庆后，他在汽车运输行业工人中传播劳工神圣的革命思想。他对工友们说：“劳工大众要求得自身解放，就必须起来革命。”从此，他以投身工运为己任，为他后来成为贵阳工人运动领袖奠定了奋斗和人生追求的基础。
　　1938年程刚随汽车运输公司迁到贵阳。自来到“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闭塞偏辟的边城，他就同行业的穷哥们打堆，总是把工友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谁有困难他就帮，谁受老板工头欺负他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向工友们传播革命思想，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和拥戴，被推选为贵阳市汽车司机职业工会的理事长。凭他在工人中的威望和号召力，被贵阳市基层工会推选为贵阳市总工会常务事理兼宣传科科长，成为贵阳工人运动中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
　　贵阳市总工会是国民党社会局控制的所谓“法团”，一些基层工会也被一些工贼把持，内部斗争极为复杂。1945年，国民党搞所谓“还政于民”，推行“民意机关”市参议会选举。在选举中，由于程刚在广大工人中享有威望，深受基层工会工人的拥护，选举结果，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落选，而程刚以最高得票而当选为贵阳市参议会的参议员。程刚成为国民党贵阳市参议会中惟一的一位工人参议员。
　　为了寻求真理和组织的支持，程刚1945年2月借回重庆探亲为名，设法找到了国统区劳工组织——中国劳动协会总会，拜会了中国劳协总会理事长朱学范。他从朱学范处得知了中国劳协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有关系，见到了中共工运领导人邓发和周恩来赞同的“中国劳动协会23条政治主张”原文。在与中国劳协总会和朱学范的长谈中，程刚了解到不少国际工人运动和国统区工人运动的信息，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印发的工运资料和书刊。与中国劳协总会挂上了钩，商定了在贵阳筹建“中国劳协贵州分会”的计划。重庆之行，给他以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在他思想、信念和领导工运斗争中产生重大影响。程刚利用参议员的合法身份，将参议会作为争取劳工利益的讲坛，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国民党反动政权作斗争。在装饰“民意”的参议会上，反动当局也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的权利，实际上对他恨之入骨，视他为眼中钉。
　　贫苦出身以工人阶级利益为代表的程刚，虽身为参议员但生活很艰苦，家住在贵阳威西门外名叫鲤鱼田的贫民区的破旧草房里。他与贫苦工人同甘苦，每天都有工人兄弟来反映问题，他总是热情倾听穷哥儿们的心声，尽力为阶级兄弟排忧解难。碰上生活无着的，常解囊相助。工人们都把他看成是穷哥们的贴心人。
　　程刚深感在国民党参议会上发表意见，提议案作用不大。他早在筹建贵州劳协分会时就有筹办一张工人自己报纸的心愿。自从受委托在贵阳成立中共《新华日报》代理发行站，更体会到报纸的喉舌、宣传作用，促使他下定决心在贵阳办一张工人自己的报纸。
　　在国民党的省会办工人报纸，谈何容易!1946年8月，他以参议员和贵阳总工会常务理事的名义向国民党市党部呈递办报的申请，申办《贵州工人报》(周刊)。程刚以创办人担任发行人兼社长。贵阳国民党当局多方刁难，以“发行人只有小学文化，发行条件不具备”等由来推脱。几经周折，鉴于程刚在社会上和工会中的威望，终于批准。贵州省有史以来惟一的一张工人自己的报纸，反映工人呼声的《贵州工人报》公开出版了。报社设在贵阳公园路北路租用的一家民房二楼上。身兼社长的程刚同担任经理的印刷业工会理事长龚焕章和三位由达德中学老校长、民主人士曾俊侯先生推荐前来尽义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经费来源，全靠基层工会和工人群众捐款，支撑起这面贵阳工人的报纸。报纸出版在贵阳引起不小的轰动，各基层工人群众奔走相告，发行量超过国民党的《贵阳日报》，多达6500多份。
　　程刚创办的《贵州工人报》在边城贵阳犹如一枚炸弹0，引起贵州省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批准发行的贵阳市党部和社会局受到上级的严厉训斥，中统特务头子黄灿奎(贵阳黄色总工会理事长)指挥打手围攻报社，殴打报童。《贵州工人报》只出了两期，就被贵州省社会局以“不符合申请办报宗旨”而勒令停刊。程刚不畏-，在参议会上大声疾呼，到贵州省党部据理力争，经一个多月的斗争，反动当局在拿不出任何违反报刊出版条例证据的情况下，同意将“工人报”更名为《贵州工报》才获准复刊发行。斗争的胜利，使程刚和劳协战友受到鼓舞，复刊的《贵州工报》连续发表揭露地方官吏恶行，转载《中国劳协》工运文章和工人呼声，又引起反动当局的惊恐和仇视。
　　更引起反动当局仇视程刚的，是1946年10月间，蒋介石来贵阳视察时在抗建堂举行各界人士的招待会，程刚在会上当着蒋介石公开揭露贵州省筑县县长汪荣贪赃枉法，压榨百姓，指使特务杀伤黔桂铁路筑路工人令人发指的恶行。程刚义正辞严的揭发，使贵州反动官僚十分狼狈和恼怒。贵州反动当局对程刚怀恨在心，着手对他进行报复和谋害。开初，还顾及程刚在社会的威望，先用软的手段，妄图用封官许愿来拉拢软化。派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宣教课长周文治游说：“程参议员，下月市总工会改选，市党部决定请你担任理事长，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程刚听了，嗤之以鼻，严正地回答他说：“我对什么理事长毫无兴趣，要想叫我不为民众讲话是办不到的。
　　敌人见软的不行，“图穷匕首见”便抓紧对程刚进行破孩。首先是对他严密监视，查封取缔他主办的《贵州工报》。1947年6月初，国民党贵州省政府密令省保安司令部派出武装特务以“登记不符合法定手续，经常刊发诋毁当局和鼓动工潮的言论”为名，下令查封。贵阳保密局派特务康顺臣潜伏在报社监视程刚的行动，趁程刚在家中吃饭时，从程刚的办公室抽屉中窃走两张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罪证”，密报“程刚利用五福堂与共产党勾结聚百余徒众，图谋不轨”。
　　《贵州工报》被查封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程刚不仅毫无退缩，而且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反动当局的无耻滥言，揭露破孩他的罪恶行径。工运战线的战友和十分敬重他的省参议员曾俊侯先生见风声紧张，劝他：“程先生，你还是早点躲一躲吧，免遭特务暗算。”但毫不畏惧的程刚正气凛然地表示：“我早已作好牺牲的准备，我将以生命来抗争。”
　　敌人下毒手了。1947年6月3日夜，如狼似虎的武装特务包围了鲤鱼田贫民区程刚的茅舍，向他宣读逮捕令称：“程刚是中国劳协朱学范的干将，长期发表诋毁中央的言论，创办《贵州工报》鼓动工潮，为共党张目，组织帮会，从事0的工人运动”。程刚被秘密拘捕，囚禁在贵阳岳英路周家祠监狱。
　　在狱中，程刚受到酷刑折磨，脚镣手铐。劳协工友探监时见他遍体伤痕惨状，忍不住痛哭失声。程刚安慰他们说：“要革命，流血牺牲是避免不了的，遗憾是我不能再为工人兄弟们出力了!为劳苦大众而死，死而无憾，我重庆家中还有年迈的0，望朋友们为我照顾，拜托了。”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统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作垂死挣扎，反动当局加紧镇压民主力量，颁布所谓“勘乱令”，设立“特种刑庭”破孩革命人士。程刚早已被列入要处决的政治犯名单。1948年10月8日夜，贵阳警备司令部大院开出鸣着刺耳警笛、拉着行刑刽子手的警车直奔岳英路周家祠监狱，从牢中将程刚押出。程刚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从容与同牢的难友告别，面对反动-历数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当刑车向沙河桥刑场开去的路上，他不顾刽子手的抽打，挣扎着高声呼喊：“打倒-民贼蒋介石!”“劳工万岁!”在乱枪中倒在血泊中，时年38岁。
　　中国工人阶级的好儿女，中国劳协的优秀干部、贵阳工人运动的坚强而卓越领袖程刚，为革命奉献出他壮丽的青春。重庆解放后，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民政科派人到磁器口蔡家湾45号程刚烈士的家慰问烈士年迈的0，优抚烈士家属。
　　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朱学范，为证明贵阳著名的工人阶级的优秀战士、革命烈士程刚与中国劳协的关系，1986年5月27日给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信中写道：“程刚同志，曾于1945年春来重庆与我会晤，他同意中国劳协的23条政治主张(劳协的23条主张是经过中共工运领导人邓发同志赞同并支持的)。由我委派他在贵阳负责开展工人运动，并拨给他一笔活动经费。”出身贫苦的汽车修理徒工和汽车驾驶员，立志为解除广大劳工的苦难、为工人谋取福利，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投身工人运动的烈士，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魏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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