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80年－1941年] - 通许县景点 通许县特产 通许县地名网 [手机版] -
胡汝麟久怀教育救国宏愿。1907年任河南高等学堂教务长，1909年任省教务公所专门科副科长兼教育官、练习所教员，办选拔及考职事。1915年，他和王抟沙（名敬芳，巩县人，二人曾被称为河南公司派）在开封创办福中矿业学校（后迁焦作）。1926年任教育次长。192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及东北大学教授。1929年，在北平与房达三、王幼桥等人创办平民大学。1930年任天津商学院教授，撰写《产业论》和《欧战后各国新宪法之特质》，并在北平《民言日报》主办社会周刊。1933年任河南大学讲座。1937年，先后担任河南公费留学生考试委员、河南高等普通考试委员。1939年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由于他知识渊博，学贯中外，阅历丰富，长于讲演，因此授课内容充实，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在教育界颇孚声望。其门人弟子遍及国内外，获重大成就者不胜枚举。
胡汝麟除在学校忙于教育外，还经常受聘到其它学校、工厂、机关讲学和作专题讲座，后将文稿整理撰写成《中华民族史》（未就）、《东西文化基本的差别及其原因》等，对增强民族自尊心，加强各兄弟民族间的团结、促进民族进步振兴，都起了积极作用。
实业兴邦也是他长期奋斗的理想。1909年，他被推为焦作矿案交涉代表入京。1913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派胡汝麟、王抟沙为矿案代表与福公司谈判。同年，中州、豫泰、明德三公司，为与福公司对抗，通过胡汝麟等联系活动，联合扩组为中原公司。1914年，胡任该公司总经理，王抟沙为协理。9月，其二人为公司全权代表，与福公司商定营业事宜。11月，胡汝麟、王抟沙被派作河南巡按使特派代表兼中原公司代表，会同河南巡按使代表、外交部特派河南交涉员许沅，在北京与福公司举行会谈。为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谈判中胡汝麟义正词严、据理力争，经四十余次艰苦舌战，最后签订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中原公司福公司经营煤矿业合同》（草案），为民建煤窑争回了一定权益。1915年6月，中原煤矿公司与福公司合组为福中总公司，实行"分采合销"制，胡任中方总经理。从此，中原公司增强了竞争能力，很快发展为河南最大的一家实业。
1917年1月，胡汝麟经悉心谋划，不惜巨资，创办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颇具影响的《新中州报》。
1919年1月，河南督军兼省长的赵倜与英帝相勾结，在开封将胡汝麟逮捕下狱，囚禁16个月。后经王抟沙等省垣知名人士俱保而获释。在狱中，他致力读书、将所得撰为《汴中日记》17册，后草稿不幸散失。
"七七"事变后，中原公司-迁往四川，与天府煤矿合并。不久，此矿发展为四川的最大煤矿，为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敌后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胡汝麟在政治上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立宪派梁启超交往甚密，是梁启超研究系的重要支柱。1913年3月，梁组织的民主党在开封建立河南支部，由其任常务干事。1915年参加讨袁护国运动。1916年梁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胡为全国烟酒专卖局总办。
胡汝麟青少年时期即有反封建思想，曾带领同辈捣毁神像。他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倡导兴办女校，曾为开封北仓女中筹助资金。在他40岁之前，一直倡导"人类主义"，主张成立一国际组织，打破国界，实现完全之社会经济，就原有国际组织，创建超国组织，以谋世界政治之完全统一。旨在改造世界，使全人类生活状况得以普遍改善。为寻求"人类主义"的实现方法，1921年11月22日，他毅然出国考察。当考察至华盛顿时，觉"人类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无实现可能，便将这一思想撰成《人类主义初草》一书而告结束。其出国考察历时32个月，考察了欧、亚、美3洲的38个国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尤其是土地制度，兴衰之道，均作了认真细致的笔录。1924年6月22日回国，后与好友赵质宸将日记体笔录整理，撰成《三十八国游记》33册，近百万言。1933年在开封出版。
"人类主义"思想被抛弃后，渐又形成了"普产主义"思想。主张产业有公有私，所有之各级政府及团体个人，皆能有产，即能表现人类之生命作用，收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及共产主义管理经济之效，且又免除大多数人民心理物质作用之缺陷，使中国为外国人所操持之城市经济，移转于内地城镇，不供他人之榨取。在乡村实行农工互助。还主张移民边疆，开垦荒地，实行农田分配。1927年《普产主义大纲初草》印行。1929年，出资组织"普产协会"，起草了《普产主义协会宣言》。
1931年后，他深感外患日剧，便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斗争。他大声疾呼："凡有志之士，必须划除私见，全民团结一致，始足以言有为。"表示应于国家则参翊中枢，贡献意见；于社会则指导青年从事社会事业；遇事则每以道义感人；于学术则专力于民族史的研究。倡"国内无异族，境外有同胞"的学说，驳斥敌人在国际间不正确之宣传，加强了国内各部族间之团结。1938年任河南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1939年任全国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委员时，经常为各党派的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亲自拟订抗敌计划，还撰写了《请政府准将宪法草案提交本会研究具复早日完成建国0案》。他还投书国民政府，借面见蒋介石和外出讲演之机，对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外交政策、抗战形势及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进行分析论述，阐明利害，并提出积极建议。
胡汝麟对人民的疾苦也常萦挂于怀。1939～1940年，他任华北水灾急赈委员会副委员长时，河南灾荒严重，人民流离失所，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求赈济，并积极号召社会各界为灾民募捐。或行文、或讲演、或交谈，陈词痛切，催人泪下，为河南灾民争得了救灾巨款和捐助的物资。
1934年胡汝麟任河南通志馆总纂，并负责撰写大事记。《河南通志》曾两次纂修，但均未完成。这次他们不仅对旧文稿进行整饰校订，而且在体例和原则上还作了大胆创新，增设了方言门，重修了文物志，充实了饮食业。同时还对宗教和犹太人在汴的情况作了大量调查，搜集了许多宝贵资料和照片。当大部志稿即将完成付印时，"七七"事变爆发，工作-停止，奉命迁往四川。胡汝麟视文稿如命，搬迁时，他让人精心整理，妥为包装，专人押运，严加保管。此文稿现存于河南省图书馆。
1941年，他又被推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常年奔波，过度操劳，2月3日病逝于四川北碚镇。前往吊唁者不绝于途。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重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国民党要员、社会名人、学者亲往参加公祭，或拍发唁电。中共中央派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送了花圈，并发了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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