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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全称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中国工合或工合)的组织在武汉挂牌成立。工合当时的任务，就是动员战区的工厂内迁，并把内迁的重点定在西北。为了争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工合推举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宋美龄为名誉会长。宋美龄曾于8月初到申新四厂察看，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迁，她以不容分辩的口吻说：“拆迁是政府最高当局的决定，必须执行。”她按照工合实际负责人艾黎的意见，对厂长章剑慧说：陕西的宝鸡比较安全，去宝鸡的铁路尚通，政府可以尽力设法调拨运送机器的车皮。荣德生和股东们得知要把申四迁往荒凉偏僻的宝鸡，急电李国伟“设法挽回”。但汉口市政府采取的不迁就炸毁的焦土政策，已使拆迁成了唯一选择。李在向岳父复电“拆迁已定，无法挽回”的同时，指挥员工将拆下来的纱布机和发电机装上火车，到同年9月10日，申四运到宝鸡的机器已达60车皮。计有纱机20000锭、布机400台、3000千瓦发电机一部和钢磨12部。李与职工们先在斗鸡台火车站一间票房的后边，用帆布和青瓦、铁皮搭起棚子住下，把装机器的木箱摞起来构成一圈围墙，借来步枪、子弹，日夜守卫机器；为了维持大家吃饭，还把10台细纱机租给西安大华纱厂。1 939年7月，李完成了宝鸡建厂的工程设计，10月取道香港飞至重庆，12月返回宝鸡。但就在他回宝鸡的两个月前，日机轰炸西安大华纱厂，纱机全被炸毁。为了不使未来的申新重蹈大华覆辙，他察看了邻近陈仓峪的地形和土质，又征询了铁路工程师吴凤瑞的意见，认为只能建筑窑洞工场。荣德生看了他报去的计划书，于1940年1月5日复函“同意照造”。但荣和申四那些住在上海的大股东，对在土窑洞里装机器、办工厂这种闻所未闻的“创举”一直心存疑惑。于是，4月间又以股东名义发公函给李，以开掘窑洞耗资费时，万一坍塌“则祸害实不堪设想”为由，要求“中止此项计划”。李没有执行股东公函的决定，一面回函解释，一面督促加紧施工。他在厂务会议上说：“环视西北半壁，纱厂寥寥无几。无论前方将士，无论后方民众，均有赖吾等接济。所以我们应从速完成建厂任务，努力增加生产。”还说：“在紧急的时候，多增加一份生产就是多一份国力。”说干就干，李和工人们夜以继日艰难施工，克服塌方、地下水等地理条件带来的困难和水泥、钢筋等原料奇缺的困难，到1941年春，共开出窑洞24孔，其中7个各长60米的窑洞用6排横洞穿过联通，形成一个巨大的地下车间，安装了申新纺纱工厂全部设备的70%。
李在领导职工建造窑洞工场的同时，选建了十几间平房，安装了几台粗纱机，准备开始少量生产，但却没有动力。当时的陕西，只有1935年建成的一个仅有2200千瓦发电能力的西京电厂，连西安城里的照明也无力满足。申四迁到宝鸡时，西京电厂在宝鸡设了个分厂，全部设备就是一台75马力的柴油机，只能供县城机关的照明用电。申四的纺纱机要转动，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采用能借就借、能买就买的办法，终于用木炭机、旧汽车引擎，把一台75马力的蒸气机驱动起来，后来又通过陇海铁路局租借了一个火车头，使平房里的粗纱机转动起来。然而这点微弱的动力是无法保证窑洞工场竣工后全厂的用电的。解决动力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尽快把从汉口运来的3000千瓦的发电机安装起来。然而，电机房和锅炉房如何建造?是李和工厂几位负责人最挠心的问题：电机和锅炉的高度无法在窑洞里安装，平地建房又躲不开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再三琢磨商议，最后决定在平地上建筑一座具有窑洞功能的堡垒式锅炉房。他们把墙和屋顶厚度加大到通常设计的三倍以上，在屋顶上密排着用铁路路轨和470桶水泥浇灌成的“T”字形水泥屋梁，上面又铺盖十余尺厚的黄土层。在黄土层掩蔽下，1941年1月5日，申四原动部3000千瓦透平发电机正式运转，全年发电1500万度，除用作本厂动力外，还可供给宝鸡城内部分照明。
原动部和窑洞车间相继建成、申新四厂全面复工不久，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1 941年5月22日，八架日本飞机侵入宝鸡上空，在申四厂区投下了40枚炸弹，20余间平房和堆积在屋外的面粉机被炸毁，上千斤的棉花被烧成灰烬。而原动部和电机、锅炉，窑洞工场和纺纱机器却完好无损。荣德生看了李国伟发回的汇报，当即命人回复：“此后无论原料制品均不宜堆置于显露之处，最好多挖窑洞，以便堆存，即使于工程上稍费，亦宜为之，且需从速进行。”上海的申新股东们，终于明确表示支持窑洞工程。此后，到宝鸡申新四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接待最隆重的是1942年11月由胡宗南、翁文灏、熊斌、顾维钧陪同前来的英国议会访华团。著名作家林语堂1943年参观之后，在他的《枕戈待旦》一书中，盛赞窑洞工厂是“中国抗战期间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申新正常生产以后，李又在宝鸡建成福新面粉厂、宏文造纸厂，并赴贵州聘请机器制造专家李统劼来宝鸡，创办了申新铁工厂；还在白水县开办了宝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为统一管理川、陕、甘三省的企业，李设立了总管理处，由他任处长兼各公司经理或董事长。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在工人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艰难创业，为前方提供了大量的纱布、面粉、纸张和机器零部件，成为中国战时民族工业的范例之一。
抗战胜利后，李迅速恢复汉口申新、福新的生产，改建上海面粉公司分厂和渝新纺织厂，筹建宏文造纸公司上海分厂，将总管理处改组为5个公司，共辖16个工厂。解放前夕，李又在广州创建面粉分厂，在香港创设九龙纺织公司和工厂。1949年将各公司管理机构迁往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南局-部派人赴香港，向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1949年12月18日，李毅然率总管理处人员返回内地。董必武在北京接见他，并勉励他恢复、发展生产，造福人民。
1951年11月，李代表申四、福五、宏文等私营企业，与陕西省工业厅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共同组成公私合营新秦企业有限公司，李担任公司私股常务理事。他高兴地说：“合营是工业界的大喜事，是适逢其时。”1954年，汉口申四、福五工厂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公私合营，他被推选为董事长。到1956年1月，他所掌管的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还之于人民，实是终生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他先后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湖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三届常委、湖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在李的捐献请求被谢绝后，他在购买的28万元公债上加盖“支援建设，放弃兑现”图章，以示爱国之心。
“文革”中，李也遭到厄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欢欣鼓舞，嘱其妻荣慕蕴将存款捐给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作教育基金，做到“生前家财捐献尽，留得清白在人间”。1978年10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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