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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刘敬宜参加临时国际民航组织第一次临时大会,为中国民航高级顾问,并任临时国际民航组织中国理事。
1947年4月间,"中航"员工要求增加工资,机航组中国员工宣布-,停止飞行,国民党政府派空军人员强行接管上海龙华机场。1947年5月1日,委派刘敬宜接任"中国民航公司"总经理。
刘敬宜学有所长。在他出任"中航"总经理后,在原有的基础上,注意地面设施的建设,对公司所属各工厂加以改进,扩建发动机工厂,使之成为远东最大的飞机维修工厂;注意飞机安全,在各航线上增设修理站,改进航空签派工作,加强飞行管理,确保了飞行安全;注意改革地面服务工作,开办3期地面服务(多为大学毕业的女学生)训练班;注意培训中方技术人员,尤其争取到中方飞行员与美方飞行员的同等薪金待遇,颇得人心。他还想方设法争取一直操纵在美方人员手中的领导权。此外,他个人出资培养了16名工科大学生。
刘敬宜出任总经理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大规模内战,"中航"参与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运输和空投活动。到1948年初,中航公司的营运达到了全盛时期。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授予刘敬宜一枚"宝鼎勋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授予他一枚"功绩勋章"。
1948年底,中航公司的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从上海迁往香港。为了应付国民党政府,中航总公司的牌子挂在台南,实际上航行、机务等主要人员和业务都在香港。在他离开上海时,曾对留沪人员批示,要求他们在上海对中航公司的设备、财产包括黄金、银元等清点造册,妥善交给新政权。
"中航"迁到香港后,航线日蹙,营业骤降,陷入困境。为此,刘敬宜于1949年先后在《中航月刊》上发表《克服目前艰难有赖全体同仁的努力》和《生死关头》等文章,要求公司全体员工设法渡过难关。但事与愿违,港英当局以驻港英国空军需要扩充启德机场的机航基地为由,于1949年6月3日,港督通知刘敬宜要征用"中航"的飞机修理厂,6月29日断然下令征用。8月16日港英当局又下令征用"中航"的启德机场的房屋,并查封了"中航"发动机修理厂的部分厂房和设备。"中航"-于8月17日全部停航,几经交涉,方准启用,并于8月19日复航。
在港英当局征用"中航"基地过程中,"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员工则普遍反对迁台。国民党政府不断地对"两航"施加压力。交通部长端木杰和民航局长左纪彰相继从广州到香港,催逼"中航"迁台。刘敬宜"赴台述职",并提出筹措200万美金搬迁费为理由,以拖迁台计划的执行。
1949年6月,香港"中航"办事处何凤元处长介绍刘敬宜与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见面。以后,饶彰风、张铁生以及费彝民等继续同刘敬宜洽谈。同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派吕明偕"央航"副总经理查阜西(又名夷平),到香港对"两航"进行策反工作,刘敬宜同意参加"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中国、中央两航公司爱国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刘敬宜总经理与"央航"陈卓林总经理等,率领12架飞机起义北飞。当天分别抵达北京、天津,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设宴招待两位总经理及北飞起义人员。11月12日,毛主席、周总理电贺起义成功,充分肯定了"两航"起义的功绩。毛主席赞誉"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总理勉励"两航"员工要"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并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
1949年底,民航局令刘敬宜和陈卓林前往香港处理"两航"资产问题。1964年11月,刘敬宜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1年3月刘敬宜因家事移居澳大利亚。1973年刘敬宜在澳大利亚接到周总理要他回国观光的邀请,非常振奋。在准备回国时,突患脑溢血,于1973年5月10日在澳大利亚去世。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民航总局分别给刘敬宜的家属发去唁电,周总理高度评价刘敬宜的爱国反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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