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2年－1941年] - 旬邑县景点 旬邑县特产 旬邑县地名网 [手机版] -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委会和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成立，张任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宣传委员。3月13日，张出席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的共青团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陕甘区出席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5月去武汉出席共青团四大。会后返陕，带回了团中央关于撤销共青团陕甘区执委会，在团陕甘区执委会的基础上建立共青团陕西省委、张金刃任团省委书记的决定。时值冯玉祥部在陕西“清党”，无法召开团的全省代表大会，张遂与原党、团陕甘区执委会领导人研究，由11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共青团陕西省委。7月7日团省委正式成立，张任书记。10月初，团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将团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正式选出7名委员、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张仍任书记。11月底，团省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团中央指示，增补了4名委员。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共青团在陕西各地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到1928年4月，全省已有26个县建立了团组织，团员人数由1927年7月的1924名，增加到3678名。这期间，张还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在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参与了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的农民-过渡到全陕西的-》等文件的制订。
1928年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上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召集第六次全-表大会之决议》，选举潘自力、张慕陶、王松年为陕西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同月，三人到上海后，始知六大延期。潘、王在向中央汇报完陕西工作，携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回陕，张留共青团中央工作。这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讨论召集六大问题，直到同年4月上旬，才正式发出6月在苏俄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由于环境恶劣，时间仓促，代表不能由各地集中开会选举产生，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第6页)，张金刃成了陕西出席中共六大的唯一代表。5月13日，中共中央派张到天津，担负接待和转送六大代表的有关事务。任务完成后，张亦抵达莫斯科，出席了6月18日至7月11日举行的中共六大。7月12日，他在莫斯科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11月回国抵上海，中共中央派他为巡视员，到江西帮助并指导中共江西省委开好全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12月5日，江西省第二次-会开幕，张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会后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作了巡视工作汇报。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他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于12月底到天津，任省委常委。1929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讨论工作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张任组织部部长。1929年6月初，曾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的王藻文和省委常委李德贵，因经济问题受批评对组织不满而投敌叛变，造成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叶玉文和郭宗鉴、彭真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省委遭到严重破坏。这时，张金刃等自动组建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张任代理省委书记，在-下继续坚持工作。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信》，张正式担任省委书记，并与李子芬、吴雨铭组成省委常委会。6月下旬，张赴上海参加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的情况，中央决定改选顺直省委。8月底到9月初，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一致接受全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由9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省委，张任省委书记。在此期间，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了北方“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和宣传等工作，工农群众运动0迭起，中共组织不断壮大。193 0年1月，中共中央派贺昌到顺直省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贺昌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张改任宣传负责人。同月，李子芬、张金刃相继被中共中央调离北方，另行分配工作。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张“接受罗章龙第二党的委派，去到顺直进行第二党的活动”(19 3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金刃的决议》，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87页)。张到天津后，促成了以曹策为首的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的0活动与罗章龙0活动的合流，并出任紧急会议筹备处书记。曾致函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还派出多人分赴各地进行反四中全会、组织“第二省委”的鼓动。中共中央根据河北省的形势，作出《中央对河北党的问题决议》，要求组织临时省委，“取消现有的筹备处”(《-选集》第七册第97页)。2月6日，新成立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开会议决：解散0党的筹备处组织，并号召河北全党“反对张金刃、韩连会等一切右倾机会主义0党的行动”。然而张等没有执行中共中央和临时省委的决议，并宣布立即筹备河北省紧急会议，加快非法成立“第二省委”的步伐。为强迫他们停止反党0活动，2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等党籍的决定》。张等仍不以为然经常秘密-。4月8日，筹备处成员在李延锐家又一次秘密-时，国民党反动-闯入李家，“被捕11人，张金刃、李延锐、吴化梓三对夫妇在内”(中共河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委破坏经过及目前各地情形》，转引自刘道华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第95页，天津市委党校印行)。张被捕后先关押在天津，后转押至北平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分院。1932年11月底，被释放出狱，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候补期一年，留河北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派他到平绥路蔚县开辟工作(刘道华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第157、182页)。
1933年1月，为帮助冯玉祥在察哈尔省建立和发展民众抗日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北方特科与中共河北省委商定建立中共张家口特委，张被中共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今属河北)，改名张慕陶，担任特委书记。5月26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6月15日，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举行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张是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选举产生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张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常委。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先后收复康保(今属河北)、宝昌(今属内蒙古太仆寺旗)、沽源(今属河北)和察东重镇多伦(今属内蒙古)，受到全国各抗日团体、爱国人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热烈赞扬。然而，蒋介石却以“破坏国策”的罪名，令何应钦纠集十数万兵马准备进攻察哈尔，并派特务策动抗日同盟军军官叛变。此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的中共河北省委及其前线工作委员会，对冯玉祥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以建立红军、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实行土地革命为目标，把冯“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引自王光远：《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221页)，在张家口等地组织工人、士兵、学生公开反对冯玉祥；还指责支持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张家口特委是“最有害、最可怕的机会主义者”(《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第223页)，采取组织措施，以前线工委取代了张家口特委。冯玉祥面对日、伪、蒋的环形进攻，包刚、古松年等少数将领叛变的内外压力，加上中共态度的改变，-于8月初宣布下野，14日离开张家口隐退泰山。16日，抗日同盟军抵达张北(今属河北)，方振武通电代理总司令，与吉鸿昌等继续坚持抗日同盟军旗帜。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委在张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张慕陶是前委军委的常委之一。27日，前委在随吉鸿昌部向商都开拔前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的“联日反蒋”主张，撤销了他的军委常委职务。9月1日，吉部开抵商都受阻，前委开会讨论部队去向时意见分歧。5日，张慕陶与张公干奉派到不同意前委关于先东进再南下，到直中或直南“创建苏区”意见的第二师做说服工作，没有结果。9月12日，前委在独石口(今属河北赤城)以师为单位召开中共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开除张慕陶和二师党员领导干部等五人的党籍。会前，许权中等不同意在这种复杂、混乱的形势下召开党员大会，认为这样做会暴露全军党员的身份；刘少文、张公干等不同意开除张慕陶的党籍，主张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应只强调组织制裁。这些意见均遭前委书记柯庆施的拒绝，不经会议讨论，终将张和王霖等五人的党籍开除(参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顺直省委与河北省委纪事》，金铃遗稿：《宣侠父烈士传略》)。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潜回天津，后又在鲁、沪、粤、桂、港等地奔波，鼓动反蒋，曾遭国民党通缉。1934年秋张到山西，被阎锡祺介绍给阎锡山，充任阎的高级参议，此时改名马云程，人称马参议。1935年，在山西建立“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936年2月，红军由陕北渡河东征时，张以陪妻子治病为名离开太原，避居北平。同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应杨虎城的邀请于1937年1月初到西安，利用东北军、西北军中少壮派急于营救张学良回西安的心理，鼓动和中央军打仗，“打一下再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战”“和”分歧更加紧张，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制造了障碍。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回到太原，继续鼓吹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公开宣扬“国共合作是阶级投降”等言论。1938年1月，阎锡山在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张被聘为教授。2月4日他去民大讲课，被学生围住痛打后扣押。对于被扣押的张慕陶如何处置?在山西曾引起争议，阎锡山最后决定将其解送至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关押在陕西省第一监狱。同年7月经李兴中交涉获释。但同月接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又下令将张拘捕，1939年春解往陕南，先后关押在勉县、略阳监狱。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处决张慕陶。蒋鼎文即指示驻南郑的陕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魏席儒执行。1941年1月5日，张被枪杀于南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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