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年)，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原为龟兹人，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市)，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他的父亲曾任襄州别驾，早逝。白居易幼年聪敏过人，五、六岁开始学诗。他10岁时，又逢河北、淮南的几个节度使发动叛乱，战火骤起。他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的安全，将他送到今浙江去避难，他便随母离开家乡，飘泊江南。
　　唐德宗贞元三年(787)，16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城长安。他写了《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送给名诗人顾况去看。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令顾况叹服，于是，顾况到处赞扬白居易的诗才，白居易也因此而初露锋芒。他在长安住了三年，因无事可干，于贞元六年(790)返回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居住。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参加乡试中选，来到长安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十六年(800)，他考中进士，十八年(802)冬，他参加吏部会试，中“拔萃”科，任秘书省校书郎。这年，白居易将家由徐州迁到长安城的常乐里居住。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他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的科考，列第四名，被调任周至县尉。在这里，他写下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一直传诵至今。二年(807)，他又通过了殿试，被授翰林学士。三年，担任右拾遗。
　　白居易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颠沛流离，南来北往，较多地接触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目睹了广大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心怀报国之志。元和四年(809)，他向宪宗皇帝上 书陈事，在《策林》奏疏中提出“重礼教，以归仕人心”，“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罢兵革，以苏民困”，“薄赋敛，以安民生”等主张，宪宗皇帝对他的意见并不重视，只是听听而已。这时，他的好友元稹因弹劾-，触犯了权贵，白居易上疏援救，宪宗皇帝便借口将他改为京兆户曹参军。这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受到的第一次挫折。
　　元和五年(810)五月，白居易担任左拾遗。次年，其母病逝。服丧期满后，814年他入朝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被刺，白居易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触犯了权贵，被以“僭越言事”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在江州四年中，他写了许多诗篇，其著名的长诗《琵琶行》，表达了他对下层社会妇女悲惨遭遇的愤满，也抒发了自己受贬的郁闷心情。诗中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把歌女的痛苦和诗人的惆怅心情描写得情真意切。元和十三年(818)，他得宰相崔群的帮助，调任忠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忠县)。忠州地瘠民贫，白居易“劝农均赋税”，“省事宽刑书”，劝导农民发展荔枝和木莲树的生产。
　　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李恒即帝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司门员外郎。后改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他回朝任职，本想能有所作为。但他在京两年，眼见朝政腐败，朝臣中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感到很失望。他也曾向皇帝上疏，但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便请求外任。长庆二年(822)，他被调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三年，他为人民办了一些实事，如兴修水利，筑钱塘湖堤，引水灌田，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长庆四年(824)，他被召回京城，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次年，他被调任苏州刺史。但这时，他已经对现实丧失了信心，消极悲观，想逃避现实，独善其身。
　　唐文宗李昂上台后，朝廷的大权仍然操在大宦官手中。白居易辞了苏州刺史职务返回家乡。大和元年(827)，他在朝中任秘书监。次年，授任刑部侍郎。大和三年(829)，他以太子宾客身份闲居洛阳。这时，他对政治感到厌倦，常和香山寺中僧人交往。大和四年(830)，他被任命为河南尹，只是管辖洛阳城。大和七年(833)四月任期满，再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春，白居易以刑部尚书的头衔致仕，结束了他40年的仕宦生活。此后，他移居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一心参佛，与僧人吟诗唱和。他出资帮助香山寺修建了“亭一所，登寺桥一座，连桥廊七间，大小房屋十多间”，声称今生信佛，“来世”也信佛。禅宗的重要典籍《景德传灯录》把白居易正式列为如满的法嗣。会昌六年(846)，这位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终年75岁，葬于香山寺外山坡上。
　　白居易一生的伟大贡献，是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一生中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仅诗就有三千六百多首。他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元和十年(815)当他被贬往江州后，他给好友元稹写了一封长信，即有名的《与元九书》，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创作要为社会的政治教育服务，“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使之成为改造社会、陶冶人的精神面貌的武器。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为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苦人民说话；他提倡继承《诗经》的风雅传统和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他批评了自六朝以来诗歌创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阐明了诗歌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和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亦充分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理论。
　　白居易生性善良、正直，敢言直谏，有刚正不阿的操行。他坎坷的经历，也使他有机会了解广大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因此，他写的大量讽喻诗，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现实意义。其中《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50首是最光辉的代表作品。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表达自己写讽喻诗的目的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使皇帝了解社会下层状况，达到“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的目的。他这种善良的愿望虽然无法实现，但强烈地反映出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白居易的创作技巧具有独特的风格。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加以艺术刻画，使作品的主题明确，针对性强，形象鲜明突出。他作品中的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准确，普通老百姓读得通，听得懂。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称赞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因而他的作品得到广泛流传。据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夫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至于他的名篇诗句，更是远传日本、朝鲜等国。
　　白居易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伟大诗人，他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受到后世人的敬慕。他的作品辑为《白氏长庆集》71卷，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目前，尚有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白居易的研究，表明他在世界文坛上是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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