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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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 [公元1153年－1235年] - 秦安县甘谷县秦州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清水县武山县麦积区天水景点天水特产天水地名网 [手机版] -

　　张镃(1153—约1235)，字时可，改字功父，又作功甫，自号约斋，祖籍秦州成纪(甘肃天水)，但其实生长于临安。张镃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也是张氏家族自武功发家转向诗文名世的关键性人物。
　　张镃家世显赫，家境富饶，生活豪奢，自童幼至壮年，主要都在临安度过，所交俱为名公巨卿，在南宋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万里曾点评当世诗家道：“尤萧范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认为继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之后，当推张镃与姜夔为诗坛健将，甚至将张镃排在姜夔之上。
　　张镃的曾祖父张俊是最早投奔赵构的武将，深得高宗的倚重。张俊在抗击金兵和伪齐的南侵，以及抚平内乱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中兴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绍兴年间，赵构和秦桧奉行尊王攘夷的立国方略，削除诸将兵权。张俊率先请纳兵权，拜为枢密使。后来，他又揣摩圣意，协同秦桧罗织罪名冤杀岳飞。成为一生行事最大的污点，至今杭州岳飞墓前长跪不起的四尊铁像中，有一个就是张俊。不过，宋金和议之后，张俊同样被免去枢密使，做了没有任何实权的清河郡王。从此，出身西北的张俊被奉养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连同他的整个家族都正式定居临安。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赐第，在临安城吴山东麓的坊巷里，具体位置在天井巷，其北面即油车巷。后来，王府所在的街巷就被称为清河坊。这也是清河坊地名的由来。
　　张俊是南渡武将中贪财好色的典型。在临安封王赐第后，他失去了掌兵实权，却更加热衷于聚敛财富。利用供养军队之名，中饱私囊，兼并土地，广建府邸园林，最后成为南渡初期首屈一指的豪富贵家。
　　张俊是一个善于经营家族的人，他不仅擅长经营产业，厚植经济财富，还善于引导子孙由武转文，从而维持家族的长盛不衰。张俊子孙中尤以张镃最负盛名，张镃淳熙年间通判临安，后又任官司农寺、太府寺，人称其做官“有吏才”。其才情出众，豪爽好客，喜欢以诗文会友，因此来往京城的当世名流俊彦，往往都与他有交情。
　　张镃与陆游、杨万里等人以诗相交，彼此关系最笃，亦师亦友。经陆游介绍，张、杨两人在一次西湖聚会中结识。据杨万里追忆，他起初认为张镃不过是个富贵公子、纨绔子弟，跟寻常官二代、富二代差不多。没想到，两人正式会面，竟相见恨晚，令杨万里颇感意外的是，张镃长得“深目颦蹙，寒眉臞膝”，与想象中的将门之后或者轻薄公子相去甚远。杨万里晚年对张镃的诗不吝称许，将其推为陆游、范成大等巨擘之后的诗坛上将。
　　张镃学诗出入晚唐北宋诸家，又对陆、杨二人兼收并蓄。杨万里的“活法”作诗，则对张镃的创作影响更大。钱钟书说：“知诚斋诗之妙而学之者，张功甫为最早。”杨万里的“诚斋体”，成为南宋诗坛特立的奇峰，张镃实不无推助之力。生长于富贵之门、辇毂之下的张镃，“诗不尚丽，亦不务工”，最后在南宋星光灿烂的诗坛占有重要一席。
　　如果说张俊作为迁居临安的第一代，为家族奠定了无比优厚的经济基础，编织了文武两途广泛的人际网络，有意识地安排子孙由武转文，而张镃无疑是这个家族中以诗文驰名的关键人物，此后张氏子孙文脉不断，俊秀辈出，对江南文化颇有影响。
　　或许张镃厌倦了祖宗旧宅，后来他在临安南湖之畔购得百亩荒圃，另建新园。南湖又称白洋池，南宋时有“赛西湖”的美名，当时水面十分广阔，周回达数十里，搬进南湖别墅后，张镃又不惜花费近十五年的的悠悠岁月，用来完善整个园区的景点，最终构筑起东寺、西宅、南湖、北园的完美格局。“东寺为报上严先(即报君尊祖)之地”，是张镃捐出东宅所建的佛寺，俗称“张家寺”。“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宴宾亲”，张镃还把园林中的堂馆桥池分别命以雅名，每处景点赋以小诗，共集诗数百首，由此可见园中景点之多、规模之巨。
　　南湖是张镃结交诗友的重要根据地。张镃《又呈坐客》诗所云：“天假南湖一段奇，宾朋胥会只论诗……从来邂逅宜真率，花下杯传却莫迟。”
　　张镃坐镇南湖，以诗会友，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诗坛名家，均是张镃的座上常客，尤袤、范成大、周必大、辛弃疾、陈亮、叶适、史浩等当世名流也应在这里饮酒开怀，即兴赋诗。这种情况，对于推动南宋中兴诗人之间的广泛交流，促进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张镃也因此在中兴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后来，南湖日益堰塞，历经几朝沉浮，张氏园林也废为民居，湮没不闻。唯独“张家寺”反而屡毁屡兴，竟一直延续至近代，南宋绍定年间，该寺毁于火灾，后于原址重建。元末佛寺再毁，入明之后再度重建。万历年间，禅寺大半军营及豪绅侵占，后经浙江布政使吴用先等人努力，相继收回故地，恢复寺院旧观。与此同时，建“张公祠”以纪念张镃，又新建水星阁，六角三层，高七丈八尺，以镇火灾。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佛寺又被毁，同治年间复建。20世纪上半叶，水星阁尚存，四面水泊环绕，仍是杭州城北的地标建筑，直至五六十年代，水泊被完全填平，水星阁也被彻底拆除。
　　张家寺、白洋池、水星阁，它们都早已荡然无存，然而今天的杭州仍然保留了水星阁的地名，使得我们对将门之后张镃及其南湖名园，还有一点点痕迹可寻。
　　张镃极富诗情，喜吟成癖，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他自称：“我因耽诗鬓如丝” “一日不觅句，更觉身不轻”。独处之际，他常是“坐禅才罢即行吟”。若友人来访，他则往往与之“登楼才会面，促坐便论诗”。张镃诗文甚丰，今存《仕学规范》四十卷、《南湖集》十卷。
　　南宋中兴时期，则是诗坛批判继承唐风和江西诗学而走向独造创新的时代。张镃的诗学思想也受这股风潮影响，成为复古弄潮儿。张镃其《俞玉汝以诗编来因次卷首韵》称：我生癖耽诗，极力参古意……大雅既不作，少陵得深致。楚骚久寂寞，太白重举似。堂堂豫章伯，与世不妩媚。峭峭后山老，深古复静丽。长篇杂短章，末学敢睥睨。傥非四公者，孰毕此能事。
　　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以及对杜甫、李白、黄庭坚、陈师道等大家推崇备至，尤其是李杜，在其《杂兴》之二十一中有写：唐家盛词华，培本自武德。投戈辟文馆，荚士来翼翼。访政讨典坟，分夜亡倦极。当时瀛洲目，意气宁偪仄。言诗到李杜，骚雅并区域。
　　对李杜的喜爱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诗学发展在李杜之际达到巅峰。
　　张镃与杨万里一样追求活法悟诗，是要破除陈腐，独造平淡圆融之境。而又因张镃家境富裕，因此其诗风显得尤为豪夸放纵，这也与他将洒脱浪漫的“诗仙”李白作为偶像不谋而合。
　　清代批评家刘熙载云：“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近体亦俱有之，惟古诗波澜较为壮阔。” 又云：“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他对张镃的古体诗所显现的豪放之气非常欣赏。张镃的诗作《千叶黄梅歌呈王梦得张以道》：笛声吹起南湖水，散作奇葩满园里。被春收入玉照堂，不逐余芳弄红紫。一春开霁能几时，江梅正多人来稀。光风屈指己过半，赖有缃蕊森高枝。今朝拄杖偏宜到，暖碧红烟染林草。悠然试就花下行，便有疏英点鸟帽。细看宝靥轻金涂，密网粲缀万斛珠。一香举处众香发，幻巧更吐冰霜须。叵罗盛酒如春沼，不待东风自开了。呼童撼作晴雪飞，雪飞争似花飞好。上都赏玩争出城，日高三丈车马尘。谁能摆脱热官与铜臭，肯学花底真闲人。时平空山老壮士，不得灭秦报君死。鸡鸣抚剑起相叹，梦领全师渡河水。吾曹耻作儿女愁，何如且插花满头。一盏一盏复一盏，坐到落梅无始体。无梅有月尤堪饮，醉卧苍苔石为枕。醒来明月别寻花，桃岸翻霞杏堆锦。
　　能见诗作铺陈之华丽，诗情之酣畅，颇有太白之风。曾维刚认为“在这首七古中，张镃用大量篇幅铺叙其南湖的满园奇葩和秀丽春光，描述京都的喧嚣繁华，在表现其富贵悠游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报效君王的豪情。转而写岁月消磨、壮士空老的无奈和苦闷。最后，仍以纵饮和浪游作结。全诗跌宕起伏，襟怀夸张，具有一种豪纵之风。”
　　另一方面，张铉诗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以自己的生活与情感表现为中心，塑造出其清狂不羁的自我形象。如《前有一尊酒行》：霖雨半月今夕晴，风堂人稀灯烛明。凉虫咽咽傍墙竹，听久但促孤愁生⋯⋯神仙恍惚休强寻，壮士易老难为心。要须出处任天运，况我自判归山林。一杯复一杯，无客谁同斟。案间幸有李白旧诗数百首，试读精爽飞云岑。安得同渠游，霓裾碧瑶簪。回头却谢髠卓辈，弃置礼法几荒淫。何如高吟泣鬼神，模写造化归无垠。谁能狸膏金距学鸡斗起捉檐柱，矫首落落看星辰。
　　在曾维刚看来，“在此诗中，张镃以霖雨、夕晴、风堂、灯烛、神仙、壮士、山林、云岑、霓裾、星辰等意象，描绘出由雨至晴、从昼到夜的身边景物的变幻，并且展开超越时空的想象，从地上风物写到天上神仙，复由仙界回到现实山林，又由自己的壮心易老与座闯诗酒联想到前代诗仙李白，向往与之一道脱离尘寰，结伴遨游。全诗以对案孤处时的自我玄思冥感为中心，情怀驰骋，意象翩飞，诗人不拘札法的狂士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南宋中兴诗坛，才情辈出，而张镃则因独特的家世和成长环境，清新飘逸、奔放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不流于俗。